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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认识论中不能首先假设党中央会违宪，并不意味着实践中党中央做出任何决策举措都不需要维护宪法权威，都不可能发生与宪法规定不一致的情况。
但应当注意的是，光靠这部法律远远不够，因为实践中，弱化、反对和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论和做法，情形和程度肯定会十分复杂，如何针对不同的言论、不同的做法进行立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程。（二）党的领导中的党的具体所指 在日常认识和实践中，对党的领导中的党所指究竟是什么，常常有语焉不详或者不求甚解的现象，但是，宪法一旦规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人明确提出弱化、反对和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论和做法属于违宪并要追究其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党的具体所指没有清晰的标准和范围，问题就可能复杂化。
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自由，没有排除公民的政治结社自由甚至组建政党的自由，与西方宪政中的所谓多党制也有相似相通之处。一是前面所说的党和人大的关系问题。所以，与此类似，在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在认识论中提出的所谓党中央会违宪的问题，应当是一个伪问题、伪命题。[4]由此可以得出的清晰结论是，党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它处于领导和执政的地位，就不存在它会不会违宪以及对其进行宪法监督的问题了。他说，宪法在其他部分规定了公民在行使各项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即现行《宪法》第51条的表述），有了这个表述，就可以不再加限制词，关键在于要制定一系列具体法规，来保证公民正确行使这些自由，防止滥用[7]。
[8]栗战书的这个讲话非常清楚地表明，对于宪法确认的党的领导，人民必须自觉接受，一切弱化、反对和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论和做法，就是违宪行为，必须抵制和追究法律责任，也就是说，要根据已有的法律和将来制定的法律，对这类言论和做法予以抵制和追究。一方面，如果不能用西方宪政的几条标准来衡量，找其他理由都不太好否定1982年宪法的上述看似明确却又相对模糊、看似模糊却又比较明确的规定。 [4]参见过勇：《经济转轨、制度与腐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326页。
《监察法》第2条规定了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建设的核心领导体制与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是领导体制的首要原则，也是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制的首要原则。就权力组织而言，是由领导集体掌握国家权力。现代国家腐败治理体制，通常包括腐败治理的领导体制、组织体制、权力分配体制、权力运行体制以及反腐机关、社会参与的权力行使与组织模式等内容。以《宪法》《监察法》为中心的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以中国特色国家政治体制、治理体系优势为基础，在确立国家腐败治理权的独立、权威地位的基础上，对腐败治理权的权属、类型、范围与运行制度作出规定。
所谓组织体制，是指监察委员会内部基于监察权的实际运行而形成的组织与协调关系。2.监察机关组织体制的基本内容 首先，以集体行使监察决策权为中心。
在监察机关与派出、派驻机构的关系上，《监察法》明确规定了派出方集中行使监察权的原则。行政机关通过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层级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等内部监督方式，加强对自身的监督，信息便捷、手段有效总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腐败治理中，其领导内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与全面性。最后，《监察法》明确了监察权的组织体制与权力运行体制。
参见胡鞍钢、过勇：《转型期防治腐败的综合战略与制度设计》，载《管理世界》2001年第6期。第43条规定，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由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一是有利于集中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决策的主观片面性，从而提高办案质量和监察监督的能力。二是监察机关与派出、派驻机构的关系。
国家监察机关应建立定期向上一级、同级党委会报告腐败治理情况的制度，优化党对腐败治理权的具体领导。 [12]学者李忠提出，我国宪法规定了三级监督体系。
徐汉明：《国家监察权的属性探究》，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腐败治理的关键在于，全面推进与落实腐败治理领导权机关腐败治理的战略决策，腐败治理体制作为一国国家治理的规范体系，必须高度重视组织体制、权力分配体制、权力运行体制以及反腐机关、社会参与的权力行使与组织模式等内容，确保规范体系科学。
《宪法》与《监察法》在国家及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中，采用了以现行检察领导体制为蓝本加以改造的立法策略，表现为在权力机构的领导体制设定上，就权力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宪法》第3条、第138条、第67条和第104条分别规定了负责制与监督制原则，即向同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接受同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下级监察机关全面接受上级监察机关的监督，包括接受上一级监察机关在申请人申诉的情形下对监察事项的全面审核。二是监察决定复核制度。燕继来：《中国腐败治理的制度选择》，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其次，《监察法》确立了监察机关腐败治理主导权。由上一级监察机关决定是否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具有防止从宽处罚权滥用的监督功能。
《监察法》第10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腐败治理体制建构目标是实现腐败治理领域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这一设计采用了中国权力系统监督中常用的双重负责原则，力图避免地方监察权行使中的监察权地方化、腐败治理标准地方化、腐败治理生态难以彻底更新的影响。 [8]参见任建明：《我国未来反腐败制度改革的关键：反腐败机构与体制》，载《廉政文化研究》2010年第1期。
[5]关于中国反腐败体制问题的研究成果形成于21世纪初，马春生以对中国反腐败体制的理论探讨为题进行了分析，然而，此项研究混淆了反腐败体制与国家腐败治理体系的界限，此外，在政治学、管理学的研究中也提及了反腐败体制的问题。除由党行使对国家监察机关领导机构的人事推荐权、组织与监督权外，党领导监察机关的方式，决定领导与推进的成效，因在理论上涉及功能理论、监督理论与组织理论的多重交叉，同样值得做深入的研究。
从中国式腐败及其治理的实践来看，中国的现代腐败衍生于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后，腐败的群体性蔓延与扩散，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腐败诱因问题。然而，国家建构监察机关的目的，是要通过监察权的行使以具体承担对腐败违法与犯罪的法定调查权力，由监察权的性质与行使特色以及监察领导体制所决定，中国腐败治理组织体制的基本特色是一种三元组织体制，即组织决策上的集体决策体制、权力效力上的上级决定体制以及监督模式上的内部约束体制，以此确保监察权的组织有力与保障运行。总体而言，各国推进腐败治理目标的实现，主要是循着机制创新与体制完善两个维度展开，并以此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申诉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查，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属实的，及时予以纠正。
《监察法》第2条规定了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建设的核心领导体制与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是领导体制的首要原则，也是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制的首要原则。《监察法》第31条、第32条规定了对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的、其他涉案人员有立功表现的，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以《宪法》《监察法》为中心的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以中国特色国家政治体制、治理体系优势为基础，在确立国家腐败治理权的独立、权威地位的基础上，对腐败治理权的权属、类型、范围与运行制度作出规定。本文认为，监督性领导关系的本质就是领导关系，监察权必须受到权力机关的全面监督，是监察委的宪法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论者在该文中仅界定了反腐败机制的定义，而并未对反腐败体制做出明确的科学定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是《监察法》第2条就监察权领导原则作出的规定。
集体领导原则是中国特色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要求和体现。二是党对监察工作的领导方式。地方监察委向上一级监察委负责体现在三个方面。其重点问题涉及三个方面，即抽象领导还是具体领导？直接领导还是通过纪律检查机关的间接领导？统一领导、隔级领导还是分级领导？本文认为，对于前两个方面，更具建设性的是以下的四步方案。
[15]双重负责与内部领导关系的复合设计，在于保障监察权的一体化权威性与外部性，解决群体性塌方式等重度腐败的治理难题。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意味着国家治理思路的调整及对传统治理体系的扬弃。
政治体制之于腐败治理体制的作用体现为两点（1）在宏观维度上，决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强化机制的效能，为反腐制度确立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环境。
其次，以监督性领导权为中心。第三，自体监督模式上的内部约束原则。